大鱼海棠有问题，还是观众有问题？
作者 | 沈河西
公号 | 大家（ipress）
看完《大鱼海棠》，想起许多与之构成互文的影视剧。首先，想到的是小时候看过的一部古装仙侠剧，戏里有对恋人永远无法在一起，男的夜里变成蝙蝠，女的白天变成雕像。
这种如神话原型一般的情节赋予主人公的爱情一种宿命般的不可能性。在《大鱼海棠》里，这样的不可能性发生在作为人的椿和作为鱼的鲲之间，也发生在死后化身为大鸟的奶奶和尚在人间的爷爷之间。
▲ 《大鱼海棠》人物图谱
古往今来，文艺作品里的爱情书写的一个通行法则是，以爱情的不可能来书写可能，或者说，在不断否定的过程中为爱情正名。如果不因时空、种族、性别、年龄、阶级、生死等种种界限让主人公的爱情历经千锤百炼，这样的爱情必定无法在审美的层面将观众收编。
《大鱼海棠》讲的是跨越物种的人鱼恋。在跨物种的爱情这个范畴里，《海的女儿》《白蛇传》《金刚》都曾给过我们最纯粹的爱情洗礼，但这一次的《大鱼海棠》的爱情路线似乎失效了。主人公不顾一切的爱情观在观众那里成了无脑玛丽苏的代名词。是《大鱼海棠》出了问题，还是观众出了问题？
▲ 《大鱼海棠》剧照
三角关系让古典主义爱情变成烂俗韩剧
在主流评论里，椿为爱献身、引来全族灭顶之灾的行为被定义为包法利夫人式的无脑女人。但从肯定性的意义上看，我们也可以认为，电影试图召唤那种古典意义上的情爱观。
因为鲲舍命相救，椿不惜以自己的爱情和生命献祭，这是白素贞的逻辑。在族人和爱人间，她选择后者，这是阿黛尔·雨果的逻辑。在神意和人情之间，她选择人情，这是反向的安提戈涅的逻辑。肉身和灵魂通通为爱情所穿透，这是古典时代“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于君绝”式的爱情观。
本来，中国电影银幕上已经许久未见这么带有巨大破坏性的爱情叙述，但这样的爱情观被一个三角恋的情节剧设置框定时，它的破坏性反而减弱了。
毛尖对当今情爱电影的三角恋设置有一个有趣的判断：三角恋总有一身挥不去的小悲情，一股洗不掉的文艺腔，因为这个结构天生带着虚无的幽灵，带着抽象的疑虑。
以《大鱼海棠》来看，正是这个三角恋的情爱装置与生俱来的小悲情和文艺腔抽空了人鱼恋本身所蕴藏的爱情观的彻底性。本来，由于椿和鲲存在物种界限，他们的爱情严格遵循行动上的古典主义路线和语言上的极简主义路线，一方面是以身相许感天动地，另一方面是静水流深，发乎情止乎礼，以最朴素最高贵的性命相托取代天花乱坠的“我爱你”。如果没有男二号湫的设置，电影可以在孤注一掷的古典主义道路上功德圆满，但正是湫的“我爱你”和之后波涛汹涌的“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式的文艺腔台词让《海的女儿》降格成一部通俗韩剧。
▲ 《大鱼海棠》剧照，湫施法打开海天之门
当然，电影史上，三角恋的情节设置曾经发生过革命性的意义。譬如特吕弗的《祖与占》里的三角关系，是从情爱关系的角度来超克异性恋专偶制，背后的方法论是六十年代的日常生活革命。再譬如《纵横四海》里张国荣、周润发和钟楚红的三角关系，没有一点文艺腔，反而是逍遥骑士的浪漫主义。但三角恋中的革命潜能在今天可谓山穷水尽，只剩下通俗情节剧的催泪功能。
▲ 《祖与占》剧照
或许，主创对于人鱼恋本身所具有的美学纯粹性依然缺乏信心，要加强情感张力和戏剧性，于是乞灵于三角恋。但正是这种三角恋带来的结构层面的稳定性，削弱了椿义无反顾的爱情观所带来的破坏性，让这部电影在《海的女儿》和烂俗韩剧间不断游移。
爱情被祛魅的今天，我们如何谈论爱情？
看到许多网友对《大鱼海棠》情怀泛滥、三观不正的指责，其罪证正是椿违背天规、不顾族人安危、为爱不计一切代价的爱情观，想起多年前阿兰·布鲁姆这位爱情原教旨主义者面对不再相信爱情的学生们时发出的困惑：他们没有激情，没有希望，没有绝望，没有对爱与死一线之间的感受，这让我很难理解。
又想到一位在大学教授女性文学的女老师讲过的自身经历：90年代，我开女性文学课，修课的许多是男生，他们说我想谈恋爱，但不知道女孩子是怎么想的。那时是把自己代入进去，对爱情依然有向往。但最近再开这个课，基本都是女生来修，和她们讲文学里的爱情，她们的反应是爱情太累了，浪费时间，还不如睡懒觉。这位老师感叹道：面对比我们这些老一辈更现实的90后，我们如何谈论爱情？
曾几何时，爱情在年轻一代眼中不复浪漫主义光环，变成负累？曾经，我们鸡飞狗跳的青春期和后青春期被稀里糊涂稀里哗啦的爱情宣言轻易捕获。当阿佳妮在《阿黛尔·雨果的故事》末尾直面摄影机说出那句“千山万水，千山万水，去和你相遇，这种事只有我能做到”，承接她疯狂注视的摄影机有没有碎裂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的心已经被震碎。
当《深深的猩红》里肥胖丑陋的歌娜为一个欺骗她的男人甘愿抛弃一双子女踏上天涯羁旅时，在理性的层面，我们把她打入十八层地狱，但在审美的层面，她是吸附所有饮食男女堕入的深渊。当于佩尔在《钢琴教师》结尾向自己胸口刺了一刀时，她以她的疯狂在我们心上也割了一刀，再以她的纯粹包扎我们。
但今天面对《大鱼海棠》里为报恩甘愿牺牲的椿时，我们后退了。
爱情在今天面临极为悖论的境地。一方面是银幕上满谷满仓的爱情饥渴症和绵绵不绝的“恋人絮语”，爱情在诸多电影里甚至成为主人公的免死金牌（譬如《美人鱼》里邓超和杨允的人鱼恋成功为资本家邓超洗白），今天的爱情也已经无关性别、年龄、地域等限制，爱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获得毋庸置疑的合法性。
但另一方面，正如阿兰·巴迪欧在《爱的多重奏》里所言，今天的爱情又备受威胁。第一个是“安全性”的威胁，即今天人们期待一种“零风险”的安全的爱情。第二个威胁是认为爱情不重要，只是一种舒适的享乐，而不是一种深刻的体验。正是在这双重威胁下，那种需要以全部身心为代价的爱情沦为笑柄。
▲ 《大鱼海棠》剧照
在《好莱坞与情路难》一书里，作者朱利耶指出里爱情电影在今天面临的困境：人们不再相信电影借助夕阳、恋人的画面所宣扬的永恒的爱情了。如今，当银幕恋人双唇相碰的刹那小提琴配乐大作，观众通常都会觉得很好笑。
那爱情主题的电影对今天的观众意味着什么呢？朱利耶把银幕上花花绿绿的烂俗爱情剧扒了个精光：好莱坞电影工业为一个不再相信爱情的自由主义社会持续地提供爱情替代品。没错，银幕上的爱情仅仅充当了银幕下千千万万患上“爱无能”的观众的替代品。
▲ 《大鱼海棠》让人心疼的湫
当爱情被贬值时，我们也遗忘了爱情可能蕴藏的革命性。在当代西方激进思想家们看来，日常生活的革命如何发生？答案是堕入爱情。巴迪欧将恋人称为世界上最小的共同体，爱情所提供的是关于两而不是一的真理，爱情可以通向一种政治共同体。巴迪欧的说法让我们想起社会主义年代的革命爱情理想，以革命的名义起誓的爱情，今天看来只是疯狂年代的无知与荒谬。
▲ 《大鱼海棠》剧照
这或许就是《大鱼海棠》所遭遇的银幕内外的现实，银幕内的爱情表述缺乏足够的彻底性、革命性，而银幕外的观众又已经被零风险的、安全的爱情所俘获。在一个爱情已经被祛魅的时代，我们怎样谈论爱情？这大概是创造者和观众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文原标题：《大鱼海棠：爱情被祛魅的今天，我们如何谈论爱情？》）
【作者简介】
沈河西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媒体人。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公号：大家（i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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